恰恰针对的就是美国免费义务教育由政府包办的弊端。某种程度上，就是为治疗义务教育这个病，才研制出来这么一种药。为什么今天反倒因为患上这个病了，却认为自己没有再服这个药的必要了呢？
较先承认这一点的，是其当初较热情的鼓吹者之一、一向坚定地认为“市场从不失灵”的学者薛兆丰。2003年春，他的文章还鼓吹“教育券”的实施越简单越好、越早越好，到了2005年底，即已另撰文章改口:“我一直认为教育券制度不仅能显著减少教育经费的错用，还能从根本上提高教育质量。这个观点至今不改，但我也越来越意识到，教育券面临三个根本的难题，使得它几乎不可能实施。相比之下，大力发展民办教育，才是提高教育效率的捷径。”
两年后，另一位同样坚定地崇拜弗里德曼的青年学者冀志罡，也公开提出“教育券制度应当缓行”。他说:“教育券虽好，却不可行。一个好主意应该既优秀，又可行。真实的世界总是格外复杂，每个人都有利益所在，不像经济学家手里的数学符号可以随意搬弄。”
在中国，若是连这两位都认为教育券制度不可行，那就是彻底的不可行了。
再看实践，“教育券”制度登陆中国的**站——浙江长兴，后来有何下文？中国青年报记者从当地官方获悉:“因义务教育阶段全免费，教育券已不再发放。”——弗里德曼当初提出教育券设想，恰恰针对的就是美国免费义务教育由政府包办的弊端。某种程度上，就是为治疗义务教育这个病，才研制出来这么一种药。为什么今天反倒因为患上这个病了，却认为自己没有再服这个药的必要了呢？
